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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英国贝利使团在拉萨的前后，西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即以擦绒为首的亲英军人集团阴谋夺权事件。

1、亲英藏军夺权事件

此一事件的根源，自然可以追溯到上述1921年3月发生的军方7名代本冲击官员扩大会议会场的事件。

十三世DALAI喇嘛虽然最后采取处罚军方代本和僧俗官员的平衡措施，和平解决了这一事件。

但是，以擦绒为首的亲英军人集团与僧俗贵族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到1924年初，在拉萨发生了士兵与警察的冲突，一名警察被杀死。

于是，负责警察训练的莱登拉向擦绒通报此事，并要求严惩肇事的藏军。

擦绒遂召集军官，当众用酷刑处罚了有罪的士兵：

一个士兵被砍掉一条腿，几小时后死去；另一名士兵被割去右耳。死者的头与四肢悬挂于街头示众。

此事为军方反对派大卓尼阿绕噶波所知，并向DALAI喇嘛报告说：

“他们难道不明白上述的所作所为是企图脱离政府吗？您明令禁止施用斩腿割耳这类酷刑，但他们依然为所欲为。应当由噶厦政府指派适当的代理人去进行搜捕和审讯，否则，这类事件何日才能被禁绝呢？”

于是，DALAI喇嘛指令大卓尼阿绕噶波负责调查此事，而擦绒拒绝向阿绕噶波汇报此事，并进行解释。

此事在甘典所撰《擦绒·达桑占堆其人》一文中也有叙述：

“大约在1922年（应为1924年），擦绒·达桑占堆任藏军司令官时，拉萨发生了两名警卫士兵互相枪击事件。擦绒司令官未经请示，将肇事的士兵，一个砍去一只手，另一个砍去一条腿。被砍去腿的士兵，很快就死了。达桑占堆将死者首级割下和砍下的那条腿一并悬挂在拉萨大街上示众。钦丹巴达吉去大昭寺转经，一天，发现挂起的人头和人腿，愤然言道：于佛地挂人头人腿，实乃罪过！’DALAI闻知，心中不快。”

于是，军官们担心擦绒被降职，他们与警察方面的莱登拉一起秘密串联，准备联名向十三世DALAI喇嘛递交一份请求原谅擦绒的请愿书。

军官们大多想刺杀大卓尼，为此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结果因有人告密，暗杀未遂。

2、DALAI喇嘛如何化解？

十三世DALAI喇嘛知道军方的秘密会议及其行动之后，十分恼火，他过西藏驻江孜商务代表堪穷（僧官）向英国人透露这一事件的情况。

堪穷先告诉诺布顿珠，后者向英驻江孜商务委员威廉逊报告。

威廉逊遂将堪穷请到他的住所，亲自听他讲述这一事件的经过。

擦绒噶伦于1924年9月前往印度。临行之前，擦绒和莱登拉及其他军官们签订了一个协议，其宗旨是剥夺DALAI喇嘛的世俗权力，只保留其宗教统治权。

这是西藏人出于某种目的联合起来依照传统的习惯签订的一种协议或盟约。

DALAI喇嘛通过种种手段搞到了盟约原件。

此后不久，藏军的谋划流产，擦绒噶伦告假前往印度。

以擦绒为首的军人集团与贵族、僧官的冲突，已发展成他们企图从十三世DALAI喇嘛和噶厦夺取权力的政治斗争。

十三世DALAI喇嘛对这一事件最初是保持隐忍不发的态度，然后寻找各种借口，逐渐剥夺以擦绒为首的亲英集团的权力：

代本桑颇和丁嘉多杰坚赞、如本崔科等被降职为五品官，后又因他们要求按英国人的发式剪发而被免职；索康代本因与女人私通而被免职；多仁、吉普和白马强札也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被解职。

白马强札解职后，逃跑被捉处死，头颅被挂在拉萨街头示众。以上军官，除索康代本外，均曾在江孜、吉答或西隆接受过英国人训练。

到1925年1月，因发生拉萨警察与喇嘛争路冲突，DALAI喇嘛下令解除了负责警察的官员吉苏所任官职，游街示众后，发配到工布地区终身监禁；警察总监门仲（系请愿书上签名者）被免职，调至茹拖（今西藏日土）。

同年4月，当擦绒从印度返回，行至曲水时，DALAI喇嘛派遣的特使带去一份解除其藏军总司令的命令，理由是现今不需要这一职位，有副司令仲巴札萨（即军官会议向DALAI喇嘛告密者）处理藏军司令部工作即可。

3、与英国人的矛盾

十三世DALAI喇嘛通过这一事件，不得不考虑英国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问题。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

“显然，DALAI喇嘛怀疑英国人会卷入军方的胆大妄为的谋反中去。莱顿纳（拉）是一名印度官员，没有理由断定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得到指令，至少也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支持。”

1925年秋，当莱登拉离开西藏后，印度政府提升其为英驻亚东商务委员，接替退休的麦克唐纳，DALAI喇嘛更加不满。

他写信给英驻锡金官员诺布顿珠说：

“…当然，菜顿纳（拉）是锡金人，他笃信佛教。他进藏已快一年，为西藏组建了警察部队，现已查清他并不是一个很可靠很正直的人还不知道他将怎样为维持英藏间的和睦效力。因此，请将此事告知大臣(锡金政务官)安排任命一名英国专使。”

同年(1925年)8月，诺布顿珠催促贝利说服英国政府努力设法改变噶厦这种反英的态度，但遭英国政府拒绝。

贝利在给诺布顿珠的信中阐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

“您不应该要求恢复任何一个官员的职务，您应当弄清DALAI喇嘛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他本人可能会提议复职，但是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样做干涉太多，所以不提议恢复被解职官员的职务（要使藏军重新团结起来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恢复已受过训练军官的职务，要么培养新的军官)。”

到1926年8月，噶厦以“除非他们的男孩在一开始便已经学习了自己的语言，否则男孩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令人满意地服务于西藏政府”为借口，关闭了江孜英语学校。

同时，拒绝批准英印政府拟建的由帕里到江孜之间的邮车业务。

根据以上所引资料和事实来看，英国一手扶植起来的、以擦绒为首的亲英军人集团，确实有夺取西藏政务的愿望和行动。

从1925年起，十三世DALAI喇嘛已经意识到英国支持下的亲英军人集团夺权的危险，断然采取抑制英国在西藏的势力，打击、削弱亲英军人集团等措施。

正如英国侵藏的急先锋贝尔所说：

“到1925年，DALAI喇嘛日益坚定地撇开英国，转向中国…”

俄国报刊幸灾乐祸地报道说：

“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崩溃。毫无疑问，英国已大大失去了影响。”

DALAI喇嘛抑制英国影响，某种意义上说为国民政府介入西藏事物提供一个绝佳的契机。

4、西藏地方政权与国民政府的联系

1927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治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宣布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此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拉拢、打击、分化、瓦解各地军阀势力，逐渐形成了名义上的统一局面，并且继续宣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

为处理蒙藏各族事务，国民政府于1928年12月成立蒙藏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以代替民国政府时的蒙藏院。

据1929年2月23日颁布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训政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其施政内容为“规定行政系统、促成全民政治、扩充公安设备、调查外交情事、整理财政、发展交通、兴办教育、整顿司法事务、振兴实业、保护宗教”等十项。

第一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为阎锡山，副委员长为赵戴文。

1929年10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训令，明确规定：

“以后对西藏民族，不得再沿用番蛮等称谓，以符中华民族一律平等之旨。”

以上这一切，对以DALAI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有所促进。

早在1928年，十三世DALAI喇嘛派遣在五台山的西藏喇嘛罗桑巴桑堪布，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表示内向的意愿。

次年1月，蒋介石遂托罗桑巴桑给DALAI喇嘛带去一函，内称：

“…今寰区统一，军事告终，内外相维，励精图治，绥远、热河、察哈尔、青海、宁夏、西康各区均已改建新省。藏人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伤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执事适派代表罗桑巴桑到京，备述一切，借悉…法座深明大义，内向情殷，此后愈当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自不难相与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国，以屹立于世界…兹托大堪布罗桑巴桑君略布一二。”

这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首次联络。

到1929年初，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又密派陆军部的谢国梁到北京邀十三世DALAI喇嘛的代表、驻雍和宫札萨克喇嘛贡觉仲尼来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

可是，因贡觉仲尼患病未能赶上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但到同年8月，贡觉仲尼及堪布楚称丹增、巫怀清三人启程南下，先于太原会见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声称近得十三世DALAI喇嘛函，令其声明三事：

（一）DALAI并无联英之事，其与英国发生关系不过系因英藏壤地毗连，不能不与之略事敷衍耳；

（二）DALAI仇华亦属误传，民六(1917年)、民九(1920年)、民十三（1924年)DALAI均有派员来华，并发有护照，内中言明中藏亲睦，现有护照可证；

（三）DALAI、班禅感情素惬，其始之发生误会系因班禅部下之人行为不法，DALAI逮捕数人，班禅遂惧而出走，非DALAI所逼。

贡觉仲尼等三人到南京后，于9月10日蒋介石亲自接见。贡觉仲尼再次申明了十三世DALAI喇嘛上述三点，蒋介石答称：

“此事自当实现，中央应本总理宽大之主义，许藏人完成自治。”

9月11日，蒙藏委员会将拟呈蒋介石解决西藏各项具体办法与贡觉仲尼等洽商，“伊等极表赞同”。其《解决西藏之具体办法》(1929年9月12日拟)是：

（一）西藏与中央之关系恢复如前。

（二）DALAI、班禅应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负责筹划西藏党务之进行。

（三）DALAI、班禅加入本党后得为政府委员。

（四）外交、军事、政治均归中央办理。

（五）中央予西藏充分自治权。

（六）班禅回藏由DALAI派员欢迎，中央护送。

（七）DALAI、班禅在西藏之政教权限一切如前。

（八）中央以DALAI、班禅为西藏政教之首领。

（九）班禅归藏时，拟派国防军随同入藏，以资保护。

（十）DALAI在京设立办公处，经费由政府发给。

由于十三世DALAI喇嘛通过贡觉仲尼等明确表示愿意归服中央的意向，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先派贡觉仲尼为国民政府西藏慰问专员，给予特派状，并携带蒋介石致DALAI喇嘛、噶伦擦绒信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致十三世DALAI喇嘛函和礼物等。

1930年2月16日，贡觉仲尼经印度噶伦堡抵达拉萨，受到十三世DALAI喇嘛及僧俗官员的热情欢迎。

19日DALAI喇嘛亲自接见，谈话数小时，后贡觉仲尼又拜会噶厦官员等。

5、尼泊尔进攻西藏事件

而恰于此时，发生了尼泊尔准备进攻西藏的事件。

1929年初，一个西藏籍甲波娶了一名尼泊尔籍的女人，在拉萨开商店，他们没有执照即出售烟酒，拉萨当局决定逮捕甲波。

于是，他跑到拉萨尼泊尔代表住所藏起来，尼泊尔代表拒绝交出。西藏当局遂派人冲入尼泊尔代表住所逮捕了甲波。此事就成为尼藏冲突的导火线。

当时，尼泊尔巴哈杜尔政权动员全国军队，增兵边境，扬言要进攻西藏。而西藏地方政府也准备抽调藏军迎战，一场战事即将爆发。

据当时一些人的分析，尼泊尔之所以扬言进攻西藏，“纯属英人从中挑拨所致”，因“近年印度革命风潮甚炽，英人欲和缓印度革命，故挑拨尼泊尔向西藏侵略，使尼藏交恶，英人可收渔人之利”。

而英人唆使尼泊尔侵藏，无非是借此以压迫日益内向的西藏，岂料“弄巧反拙”，“反促成DALAI归向中国之心”。

中国国民政府于1930年2月，先后得到在藏的贡觉仲尼、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等关于尼泊尔欲进攻西藏的报告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密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拟派员调解尼藏冲突。

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召开关于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及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问题的政治会议，决定外交部所拟致尼泊尔国王电稿修正通过，并按《蒙藏委员会原拟解决尼藏问题手续等方案》查照办理：

即由国民政府电（即外交部所拟电稿）知尼泊尔，嘱其对西藏暂停军事行动，听候中央派员调解；迅派谢国梁、巴文峻为赴尼、藏特派员，并勿以明令公布；严促新任驻印领事卢春芳、副领事梁长培迅即赴印，俟该特派员到印时协同解决尼藏问题等。

6、西藏地方政府为何内向？

同年7月，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专门委员谢国梁抵印，此时尼藏问题已解决。后巴文峻一人由印赴尼，受到尼泊尔政府热情接待，以国礼相待。在解决尼藏问题上，国民政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尼泊尔急欲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正因为如此，以DALAI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国民政府十分感激，增强了内向的意向。

同年9月，贡觉仲尼及阿旺坚参（又译作“阿旺坚赞”）等抵达南京蒋介石复函十三世DALAI喇嘛，对贡觉仲尼赴藏，“荷大国师不时延见，礼遇优渥，具见倾诚内向、尊重中央之盛意，闻之曷胜欣慰”，表示“所有西藏各问题，已令蒙藏委员会马（福祥，1930年9月8日任）委员长妥为商办矣”。

同年10月8日，西藏所派代表贡觉仲尼向蒙藏委员会正式提出，于赴藏时中央所拟八款中，“关于设立驻京办公处一节，亦经DALAI允诺，并拟同时成立驻平（北平）、驻康二办公处”，其经费如何拨给，请迅呈国民政府训示。

1931年2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成立“西藏驻京办事处及驻平、驻康办事处”。

以十三世DALAI喇嘛选任的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阿旺坚赞为副处长；曲批图丹为西藏驻平办事处处长，巫明远为副处长：降巴曲汪为西藏驻康办事处处长，楚称丹增为副处长。

西藏驻京及驻平、驻康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进一步改善，通过西藏驻京办事处构架了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络的桥梁。

此后，这座桥梁在双方互通信息、加强联系、改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亲英藏军夺权事件、尼泊尔进攻西藏事件，也成为英国在西藏影响式微的转折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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