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G16的解散，吴轶喆至今仍有很多感慨和感动：“以后G16可能不会再有了，但是中山医疗队一批批年轻人挺身而出，会永远被记住。”
吴轶喆博士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的一名普通主治医生。今年4月3日，他主动报名支援中山医院托管的老年医学中心新冠定点医院的重症病房G16（老年医学中心G楼16层病房）。到6月3日正式结束援助工作整整2个月。重回工作岗位不到一周的他已经开始忙着手术和门诊，在导管室手术的空隙间，还未脱下手术服的吴轶喆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
一场与自己的对话
从春寒料峭到赤日炎炎，吴轶喆经历了整整61个日日夜夜的坚守。当他结束隔离，回到家人身边，回到中山熟悉的工作岗位后，病房、门诊、手术又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过去的2个月，似乎已经离他很遥远，但在内心深处，G16的这段记忆总会在某个时间变成和自己的对话，这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
在吴轶喆6月3日发的一条朋友圈中，他终于能长舒一口气：“下一站，回家。”很少晒照片的吴轶喆把女儿的照片也发到了这条朋友圈，父亲对女儿的想念之情是文字无法表达的。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回家调整了10天，也在“继续搬砖”，匆忙申请课题写“标书”，一直到上周开始正式上班，其实没有过多的闲暇。
脱下防护服，重新穿上手术服，记者眼前的吴轶喆显得轻松了很多。“现在回归日常了，看诊、开药、手术，熟悉的节奏又回来了，终于亲身体会到了平平淡淡的生活原来如此来之不易。”他笑着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吴轶喆所处的中山医院心内科，是全国心脏病门诊量最大的医院之一，疫情发生后虽然全国来上海看病的患者减少了，但由于疫情积压的治疗需求集中发生，这个月中山医院心内科的门诊量已经几乎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门诊和手术都要排长队。而吴轶喆现在每天就穿梭在病房、诊室和导管室之间。
这些工作对于从业十几年的吴轶喆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他甚至不需要重新适应节奏。但只要聊起过去2个月G16的经历，总还是能将他带入沉思，一些惊心动魄的瞬间，在心里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比如他们曾用半天时间忙着为3个病人插管，一度用完全院的最后一台呼吸机，这些考验只有经历过才能成长。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要打赢这场战役确实太不容易了，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我们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团队作战，现在我回到了心内科，也一直是努力帮助团队变得更强大。”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在G16，很多医生放下了往日的包袱，因为他们在救治任何一名患者的时候，背后都有强大的支撑。”吴轶喆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让人有了一种回归做一个纯粹医生的感觉。我们完全不用去考虑疾病以外的因素，医生就是尽全力把他们救治好。”
ICU初试呼吸机
事实上，中山医院心内科医生支援老年医学中心，背后也有强大的团队支持。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中山医院就组织了由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担任组长的新冠救治专家组，定期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进行会诊。
吴轶喆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G16也有一个强大的领队指挥大家，他就是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居旻杰医生，大家都亲切叫他“居队”。“居队”负责整个G16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他。
对于吴轶喆而言，心内科医生接手ICU重症病房，虽然以前也有CCU（冠脉监护病房）的经验，但是挑战完全不同。第一个挑战就是严密的感染控制，新冠ICU不是普通ICU，气溶胶传播风险极大，尤其是在气道插管的时候，所以一旦进入污染区，医生只有自己保护好自己。
与此同时，吴轶喆还特地买了两本书，一本叫《机械通气》、一本叫《实用重症医学》，平时利用没有轮班的时候，他就在酒店里学习新知识。也是从那时开始，他有机会将理论付诸实践，并在患者救治过程中成功解锁了气管插管新技能，初步学会使用呼吸机。
这些知识和技能在他现在看来，也都是非常有用的。“其实不只是心内科的医生对呼吸机使用不熟悉，很多科室的医生都不会用。”吴轶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呼吸机一般是急诊科、麻醉科、重症监护病房这些科室使用最多的。经过这次疫情之后，以后我们如果再碰到这样的重症病人，心里就非常有底了，因为知道了怎么操作，就算给我一个需要插管的病人，我也不会慌。”
在上海的这轮新冠疫情期间，重症患者从4月中旬起逐渐增多，重症病房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据吴轶喆介绍，在高峰期，ICU的20个病人有15个是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也就是需要气管插管的重症和危重症病人，而医院总共才16台呼吸机。
“那个时候真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用完了医院的最后一台呼吸机。当时大家都在想，如果再有病人进来了，呼吸机都不够用。医院也积极调配来更多的呼吸机。所幸后来ICU的患者慢慢的好转了，也没有再有危重的患者转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创新思维解决临床问题
经历了2个月的新冠大考，吴轶喆对新冠患者的救治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俗话说‘上医治未病’，一旦发展成重症，现在的治疗手段确实效果也非常有限，病毒感染对老年人造成的很多器官损伤不可逆转。”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因此还是要做到在早期就能够识别高危因素，对患者密切监测，尽早地进行干预。”
但如何能够精准地识别出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吴轶喆在支援老年医学中心新冠救治工作的2个月，一直从创新的角度思考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他认为，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从而提高重症患者的救治率，例如未来是否能够建立一些模型，更加准确地识别新冠的高危因素。
“现在我们对重症和危重症的判定指标只有氧饱和度，仪器如果显示SPO2小于93，那么就是重症。但是我们就在思考，是否能在患者发展危重症前，有更加科学的监测和计算方法来判断他进展危重症的风险。”吴轶喆提出。
他设想，未来是否可以与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跨界合作，使用一些算法或模型，那么以后只要把需要的数据输入进去，就可以自动的识别这个病人进展成危重症的风险有多少。“对于更高风险的病人，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G16，一共有18名医生，还有河南、江苏等地援沪的重症科护士。“居队”一直强调，新冠重症患者是“三分救治，七分护理”，在重症病房里，患者的护理尤为重要。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即便是医生也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护理的工作，例如翻身、拍背、吸痰这些看似常规的动作，对于重症患者来说，这些气道管理工作非常重要。
“高龄重症患者，很多本身肺部感染严重，气道的分泌物就特别多，如果不细致规范地去做这些常规的气道管理工作，那么一口痰堵住了都是很有可能致命的。”吴轶喆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由于考虑到危重症患者的气道管理是一个大问题，很多时候需要靠医生去吸痰，结合重症病房实际人手不足的现状，吴轶喆提出：“能不能制作一种能够自动监测气道分泌物的量，以及对分泌物进行自动处理的设备。我觉得不管是对新冠肺炎也好，还是其他疾病导致的气道问题也好，都是有帮助的。”
吴轶喆之所以会有这种比普通医生更为敏锐的目光，得益于他的丰富经历。在中山医院担任心内科医生的同时，他还负责了由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牵头的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的工作。“院士总是提醒我们要在临床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做出来的创新才有使用价值。”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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