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德国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批准建造了号称“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

在这里，以“死亡天使”门格勒为代表的纳粹医生们将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按照种族、宗教、性别、年龄、是否同性恋等进行分类，筛选出实验对象进行人体试验。

这些纳粹分子们披着科学实验的外衣，进行了无数反人类的试验，比如把兄弟姐妹缝合成连体婴；给双胞胎互换器官；给犯人注射各种病毒、细菌研究发展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器官功能进行活体解剖等等。

二战结束后，在被移送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战犯中，有23人有医学背景。

1947年8月20日，法庭判处其中的7名纳粹医生绞刑，罪名是“在未经参与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实验”。与此同时，法庭立下十条道德准则来约束全世界的人体试验，这就是《纽伦堡公约》。

公约的第一条便明确规定：受试者必须在未受胁迫下自愿同意。

但是，《纽伦堡公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力。它没有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作为医学生必须背诵的内容来流传，更没有被当做医学生的必修课来学习。

在那个时候，很多科研人员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即使是听说过的人，也天真地以为这仅仅是针对纳粹的公约，与他们“神圣”地为了人类健康而努力奋斗的事业无关。

于是，在那个没有研究监管机构的年代，“善良”的美国医生们，用或隐瞒，或欺骗，或诱导的方式，不断地在癌症病人、犯人、毫不知情的普通人身上进行着以“科研”为目的的各种实验。

其手段虽然不像纳粹医生那样明目张胆地惨无人道，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仅仅是换了一种隐蔽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罢了。

01 她死了，她的细胞却“活”了下来

1951年1月，生活在美国南方的黑奴后代海瑞塔·拉克斯在生完第五个孩子之后不久，发现自己的肚子里长了一个硬块，下体也流血不止。

于是，她来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医生通过检查发现，在她的宫颈上有一个紫色的肿块，而且质地非常脆，稍微一碰就会血流不止。但是在几个月前，她入院待产的一切检查均是正常的。因此，医生断定，这个肿块是一个生长非常迅速的肿瘤，她被诊断为“宫颈癌晚期”。

虽然医生竭尽全力给她治疗，但是很不幸，她还是在8个月后去世了。但她的家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她的细胞一直“活着”。

海拉细胞

原来，在海瑞塔接受治疗之前，她的主治医生便偷偷收集了海瑞塔的肿瘤细胞样本，并把样本送到了从事病毒和癌症研究的科学家乔治·盖的手中。

一直以来，盖博士都在试图建立体外培养的细胞株，以求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

但是，一般情况下正常人的细胞在分裂五十几次之后就开始凋亡，这一现象让盖博士的研究一度陷入了瓶颈。

与之前的培养不同，这一次盖博士惊喜地发现，海瑞塔的细胞不仅每隔24小时就会增加一倍，而且这样成倍数的增长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这是细胞层面的“永生”。而这种“永生细胞”的出现，给人类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慷慨的盖博士并没有把这一发现据为己有，他把海瑞塔的细胞命名为“海拉细胞”，并把这一颠覆性的发现与自己的同行们共享。不计其数的海拉细胞被盖博士寄到了各大实验室。因为有了海拉细胞，关于病毒、免疫以及遗传学方面的研究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研究人员用各种从腮腺炎、麻疹、疱疹等疾病组织分离出来的病毒感染海拉细胞，现代病毒学由此产生。

美国小儿麻痹基金会建造了世界第一家细胞工厂用于大规模生产海拉细胞，为小儿麻痹疫苗的研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海拉细胞。在当时，一盒海拉细胞售价是10美元。

除此以外，海拉细胞还被用于调查原子弹爆炸对人体细胞造成的影响，也曾搭载美国和苏联的火箭升空被用于研究失重状态下的细胞增殖。

据统计，自海拉细胞问世以来，已经有5项基于海拉细胞的研究成功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与海拉细胞有关的论文总数超过了65000份。

即使是现在，海拉细胞依然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之中。在美国，有一家专门制造并出售海拉细胞的公司，他们每周的产量是20000盒，每一盒里会有超过6万亿个海拉细胞。

据科学家们估算，被分裂出的海拉细胞已经多达5000万吨，体积相当于100多个纽约帝国大厦。

科学家们通过海拉细胞解开了癌症、病毒以及核辐射如何影响人体的秘密，并且促成了体外受精、克隆技术、基因谱等多方面的医学突破。她的细胞可谓是科学界的无价之宝，但是她的家人却对此毫不知情。

一直到海瑞塔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她的家人才知道，原来海瑞塔一直用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她的女儿惊闻了海拉细胞经历的之后，悲痛欲绝地在媒体上质问整个科学界：“几十年来，科学家都把她关在地下室做实验吗？像《侏罗纪公园》里那样把她克隆了吗？她的细胞在核试验中被炸碎她会感到痛吗？”

但是，没有任何一家组织或者个人来给海瑞塔一家做出解释，也没有人提出要对海瑞塔的家人进行补偿。

随着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海拉细胞的发现、发展过程开始受到伦理学家以及媒体舆论的不断冲击。此后，在海瑞塔家人和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协商下，保障患者个人权益的授权程序才被建立起来。此后“取得样本前必须先获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保证其知情权”写入了《伦理通则》中。

然而，“海拉细胞”的故事并不是个例。

02 在“违背人伦”的试验中成长的“癌症之父”

切斯特·索瑟姆是美国著名的病毒学家、癌症学家，曾长期担任美国癌症协会主席。

在外人眼中，他是诸多光环加身的著名专家。在他长达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切斯特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有很多被刊登在学术界公认的顶级医学期刊上。他进行了骨肉瘤疫苗的初步探索，并在柳叶刀的邀请下，为肿瘤科这一分科的诞生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切斯特·索瑟姆

而实际上，切斯特所取得的这一系列学术成绩，都是建立在大量违背伦理的人体试验上的。大量通过违背知情告知原则哄骗来的实验患者以及因实验而患病甚至死亡的无辜人群成为了切斯特事业成功的垫脚石。

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海拉细胞的大规模应用于各大实验室，新的问题出现了。不少科学家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细菌、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那么肿瘤会传染么？人如果被肿瘤细胞感染会出现什么反应？

带着这样的困惑，时任康奈尔医学院的病毒学教授，肿瘤学科主任切斯特·索瑟姆将海拉细胞注入了小白鼠的体内，但是实验结果并不是很明确。据切斯特分析，之所以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很可能是因为人和小鼠分属于不同物种所致。

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给人注射癌细胞。

在医院的高层会议上，切斯特为自己的研究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实验室的医学家们呼吸着充满了海拉细胞的空气，甚至就在海拉细胞旁边吃饭，而我们对这种行为是否有感染性一无所知，一旦这些医学专家们被感染，这将是医学界的巨大损失。

于是，出于保护各位医学专家的目的，医院通过了切斯特的实验课题。

就这样，切斯特精心挑选了一批癌症患者，并以“测试免疫系统”为借口，把掺有海拉细胞的盐水注入了患者的手臂。

注射完成几个小时之内，患者的手臂便开始红肿；在5-10天之后，注射的部位会出现一个硬瘤。等到瘤子长到他满意的程度，切斯特就会帮病人切下瘤子，并检查这些瘤体内是不是有癌细胞。但是他总会故意留下一点病变组织，目的是看病人的免疫系统能否跟这些癌细胞相抗衡，癌细胞是否会扩散到全身。

大部分患者在切斯特切除肿瘤之后都慢慢痊愈了，但是有四位患者的瘤子却一直在反复，切斯特不得不一遍遍地为他们切除肿瘤。可是过了不久，瘤子就又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切斯特只能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地给病人做手术。有一位病人就这样在不断的手术中，被癌细胞侵占了全身的淋巴结，最终去世。

切斯特写的论文

很快，切斯特便不满足于仅仅在癌症病人身上做实验。在他看来，癌症病人本身患有癌症，自身的免疫系统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必须找到健康的对照组，这样才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于是，切斯特把他的魔爪伸向了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

他利用犯人们想要赎罪的心理，很快便在美国俄亥俄州监狱里募集了150名志愿者。

切斯特和他的助手把癌细胞溶液注入犯人们的手臂，很快肿瘤便纷纷从他们的手臂上长了出来，与之前在癌症病人身上长出来的几乎一模一样。为了验证肿瘤会不会复发，切斯特给他们切除肿瘤之后，又进行了多次注射。

这一次他发现，这些健康的犯人们很快就靠自身的免疫力战胜了癌细胞，而且注射的次数越多，他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就越快。切斯特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癌症患者排斥癌细胞的速度要比正常人慢，通过记录病人排斥癌细胞的时间，就能发现还没有诊断出的癌症。”

一时间，切斯特成为了抗击癌症的功臣。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的研究成果，并宣称这样“先进”的研究，极有可能会带来抗癌疫苗研制方面的巨大突破。切斯特被媒体冠以“癌症之父”的称号。而每一个参加实验的志愿者，都被媒体塑造成了“英雄”，称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接受这么严谨的癌症实验的健康人”。

当记者们一遍遍地采访犯人为什么要报名参加志愿者的时候，犯人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我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我这么作可以为这个社会弥补点什么。”

然而切斯特教授关于癌症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需要更多的对照组。

他不仅想要研究癌症病人和健康人的反应，还想要研究各种疾病的病人对癌症细胞的反应。而被用来实验的癌细胞，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海拉细胞。切斯特的野心很大，他想要攻克所有癌症。这就意味着他的实验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癌症患者和健康人，还得有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疾病的患者。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先后给600多人都注射了癌细胞。每一个来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和詹姆斯·尤因医院做手术的患者都没有逃脱他的魔爪，包括老人和孩子。他告诉每一个被注射癌细胞的患者，他要为他们做癌症检测。于是，对切斯特感恩戴德的病人们欢天喜地地成为了他的“小白鼠”。

1963年，切斯特来到了布鲁克林犹太人的慢性病医院，他想把该院患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的患者作为他新的实验对象，并与该院的医学系主任伊曼纽尔·曼德尔签订了协议。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曼德尔让手下的医生给22位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患者注射癌细胞的时候，三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拒绝了这项工作。因为他们记得当年纳粹曾经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种种罪行，更记得纽伦堡审判中，那些丧心病狂的纳粹医生的最终结局。

只可惜，这三位犹太医生的单方面拒绝合作并没有对切斯特的实验造成任何影响。因为他们的医学系主任曼德拉可以随随便便指派那些听话的医生给病人完成注射，并且根本不用对病人做任何解释，因为这些病人已经没有自主思考的能力。

气愤之下的三位犹太医生选择了辞职，在他们的辞职信上，明确写出了辞职的理由：“医院在进行违背伦理的科学研究”。他们把辞职信交到了医院，并且把他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一切写成举报信都寄给了记者。

三位医生的举报就像是一枚炸弹，瞬间引爆了全美国的学术界和民间的舆论。

通过纽约州检察长对切斯特展开的全面调查，“癌症之父”切斯特教授长达10年的研究被全部曝光。

触目惊心的实验内容让检察长出奇愤怒，他写了整整5页的上诉报告对切斯特违背职业道德、欺骗患者的罪恶行径做出了强烈的谴责：“任何人都有权决定别人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医生也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病人有权知道医生的针筒里究竟装了什么。”

毫无悔改之心的切斯特在听证会上反复为自己伸冤：“给病人注射的是不是癌细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给病人注射什么外来细胞，病人的身体都会产生派以反应。

使用癌细胞只有一个坏处，那就是人们对癌症的无知与恐惧。正因为不想引起病人的恐慌，不想因此伤害到病人的情绪，我们选择隐瞒这无关紧要的小细节，这是对病人负责任，也符合医学传统。”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人愤慨，他巧妙地抓住了目前美国没有正式的研究监管机构这一漏洞，成功地为自己脱罪。

在会后，记者反复地问他，为什么不把癌细胞注射到自己的身体里，他竟然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我活着比他们活着更有价值。”

不仅如此，很多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纷纷站出来为切斯特辩护，在他们看来，整个研究领域都是这样开展研究工作的，向实验对象交待所有信息，除了会引发实验对象的不配合，不会有任何好处。其中有一位科学家甚至给《科学》杂志写信说：“明显无害的人体癌症研究都遭到了制止，1966年将为所有医学进展画上句号”。就连切斯特的辩护律师也在狡辩：“如果整个领域都这么做，凭什么说切斯特的做法就是违背职业道德？”

切斯特以及各位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注意，研究院立即对所自主的52个研究机构进行了审查。结果发现，虽然研究院早就规定，所有研究人员进行人体实验前必须征的研究对象的同意，但是仅有9个研究机构会老老实实地跟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通过此次调查，研究院明确规定：“对于有病人参与的实验研究，研究人员的判断不足以作为评判该实验是否符合医学伦理的基础。所有设计人体的研究必须经过审核委员会评议，判断他们是否符合研究院的伦理准则，其中必须包括受试者签署内容详尽的知情同意书。”

讽刺的是，劣迹斑斑的切斯特，最终受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惩罚：

暂停医疗执照一年。

有关部门做出这样的惩罚虽然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仔细想想也确实在情理之中。

因为在切斯特背后，是支持他的众多科学家以及各大实验室背后的财团们。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本身就是为这些财团的资本家们服务的。切斯特和那些科学家们的知识可以为这些财团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毕竟，摇钱树都是要好好保护的。

所以，一年期限一到，切斯特就立即当选为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主席。这场浩浩荡荡的风波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他依然在用他的知识和头脑为他背后的主子们挣钱。

其实，切斯特的癌症实验仅仅是美国诸多反人类的人体实验中的冰山一角。在切斯特被处罚的同一年，哈佛大学的麻醉学家亨利·比彻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中显示，在美国，像切斯特这样的反伦理研究有上百个，按恶劣程度排名，切斯特的癌症实验仅排到第17位。排在切斯特前面的还有给儿童注射肝炎病毒，研究肝炎的发生发展过程；给全麻中的病人吸入二氧化碳，研究二氧化碳中毒后病人的各项指标等等。然而这篇调查报告却如石沉大海般没有激起丝毫的浪花。

如果说盖博士培育海拉细胞并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属于细胞层面的侵权，那么以切斯特为首的人体试验专家们欺瞒实验对象的做法便是严重地侵犯了实验对象的知情同意权以及患者的健康权。

长期以来，美国都以全世界的“人权卫士”自居，时不时地炮轰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而对美国本土劣迹斑斑的人权问题置若罔闻，如此的双标政策着实让人作呕。

而美国的“双标”不仅限于此。

03 突然关停的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隐藏了多少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生化实验室遍布各地，数目惊人，实验的种类和内容不亚于当时的纳粹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曾经效命于美国政府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化学基地。

德特克里堡基地的前身便是曾经在我国犯下种种非人勾当，害死上万名无辜百姓的日本731细菌部队。

1947年，美国国务院向当时的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作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细菌试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

于是，以石井四郎为首的所有参与731实验的日本人在美国的包庇下全部无罪释放，理由是证据不足。而美国则获得了日本731部队在华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全部数据。这些实验数据一直都存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其中就有包括炭疽、鼠疫、霍乱等人体实验数据。

有了这些实验数据的加持，德特里克堡迅速发展壮大。有了美国做护身符，石井四郎德特里克堡如鱼得水。通过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越来越多的生化武器被研究出来。这些武器很快就被美军用在了战场上。

1950年，朝鲜战争全面爆发。美国不顾国际公约组织的规定，将天花病毒散播在朝鲜境内，造成了天花的大规模暴发流行。不仅如此，美国还将带有细菌和病毒的炸弹投放在了朝鲜平民居住点，就连河流都没有放过，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伤。

据史料记载，短短几个月，美国在朝鲜就散播了近千次病菌。

1961年，美军公然入侵越南，当时的国际法已经明确规定禁止将生化武器用在战争之中，但美军依然我行我素。无数的生化武器被用在了无辜的越南人民身上。

其中对越南人民影响最大的便是一种叫做“橙剂”的生化武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向越南投放了近8000升橙剂。这些橙剂不仅让原本茂盛的森林寸草不生，还能直接改变人的基因组织。许许多多的越南孩子一出生便面目畸形，身体残疾，他们的寿命也远远低于健康的孩子们。

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将德特里克堡转交给了一个医学研究所控制，但可怕的生活实验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2001年，在德特里克堡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了报复社会，将基地里的炭疽病毒涂抹在寄给各大媒体的信件上，直接造成了5人死亡，20多人严重感染。即使这件事情给当时的美国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是德特里克堡却依然如火如荼地运营着。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夕，德特里克堡突然被美国政府关闭，原因不详。一个月之后，美国国内流感开始流行。紧接着，美国CAI突然组织了一场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的应急演练。

现在，新冠病毒已经席卷了世界各个角落。而我们再次回想疫情之前美国政府的这波操作，不免疑点重重，仿佛美国有未卜先知的功能，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更让人感到可疑的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大量关于德特里克堡的消息被神秘地删除。那么，这个德特里克堡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呢？也许不久的将来，美国政府迫于某些压力可能会给世界一个所谓的答案。

但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肆无忌惮地宣称：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进取的荣耀。”